汉语文字学（汉字学）是研究汉字的形成、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。王宁在《汉字构形学导论》中将汉字学划分为：汉字字源学（形源学）、汉字构形学、汉字文化学、汉字字用学四个分支。她将字源学定义为：“研究探讨汉字形源的规律和汉字最初构形方式的科学。又称字原学、汉字字源学。不同于以研究词的来源和发展演变为主的词源学，字源学的任务是尽量找出汉字的最早字形，寻找每个字构字初期的造字意图，也就是探讨汉字的形源（字源）。汉字字源学属于汉字学范畴。”可知，汉字字源学是汉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百余年来，甲骨金文不断出土，简牍帛书的发掘大大丰富了汉字探源的相关资料，它们或可为追溯汉字字源提供材料，或可填补汉字发展史某些环节。同时，计算机资料处理技术日渐成熟，为开展全方位的新的汉字形源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汉字学的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专书编纂研究和个别条目的札记。一是专书编纂研究。以《说文》字形为出发点，探索汉字发展演变谱系的有：董莲池《说文解字考正》《说文部首形义新证》，黄德宽《古文字谱系疏证》，曾宪通、林志强《汉字源流》，刘志基《中国汉字文物大系》，李学勤《字源》，季旭升《说文新证》，张亚初《商周文字源流疏证》，臧克和《汉字结构认知大典》等。二是个别条目的札记。考释《说文》字形源头，文字释读的文章或者札记有：唐兰《古文字学导论》考释出了一系列从斤的字，如新、斧等；于省吾《甲骨文字释林》对三百多个甲骨文字形进行释读，不少是针对《说文》字形追溯源头，如屯、萅、气、勹等，对学界影响深远；裘锡圭《释“柲”》《释“戈”》《释“求”》《甲骨文中的“见”与“视”》等考据精审，立论严谨，纠正了《说文》不少错误；李家浩《〈说文〉篆文有汉代小学家篡改和虚造的字形》论证了《说文》不少篆文字形被篡改，甚至是根据隶书虚造的；等等。对于现有研究成果，需要进一步加以整合，进行全面的汉字形源研究。有鉴于此，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汉字形源的整理工作。

一是加强可释字的整理工作。古文字包括疑难字与可释字两个部分，疑难字还属于音义不明、字际关系不清的阶段；可释字指形音义用都已清晰明确的字。以前我们将很多精力放在疑难字考释，而对常用汉字的形体演变解说、字际关系分合、形义关系变迁关注不够。应从个案分析入手，纵贯整个汉字发展变化形体，对形体变化做出科学、严谨、准确的解说，总结其演变现象，探索其演变规律。比如，近代一些研究认为“万”是“萬”俗字，来源有两种说法：一种以为“万”是抛开原形重新创造的新字，另一种以为武威汉简“万”作草体“

”，石刻俗字再省去头上两点，将字形规整作“万”。古文字学者早已有明确的说法，即“萬”甲骨文“

”象蝎子之形，但商代甲骨文已借用来表数。以“万”为千万之“万”，始见于六国古印。“万”乃“丏”的分化字，因与“万”字声音相同，故可相假。

二是重视常用字的说解。我们对很多常用字的形体来源变化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，诸家观点纷呈，各种论证各异。需要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收集与整理，对诸家观点进行取舍，在科学、审慎的基础上整理归纳，用“字典式语言”进行准确说解，力争做到形义关系、字际关系与文献用例都稳妥得当。比如，“黑”字上部，众说纷纭，许慎等人认为“黑”的形体象火熏窗形，高田忠周认为“黑”字受意于“熏”字，王凤阳认为“黑”字的本义是烟灰……这些观点都是在黑字的篆文形体的基础上考察其形义关系，没有追溯更早的形义。还有一些观点的主观随意性较强，存在较大争议。比如，郭东认为“黑”的甲骨文“

”是会意字，意义为“人在月下站立或行走”；徐山认为“黑”的“黑色”本义，在形体上是以燎祭仪式中人被焚烧后呈现焦黑的颜色来表现的。我们要做的工作是，客观如实地描写其形体特征与构形。比较公允的结论应该是：象首部作“

”的正面人形，西周金文于上部追加两点笔为饰，春秋以后又习于下方正面人形加饰点。许慎对小篆字形分析进行了理据重构。这样的结论兼顾了“字源”（形源）与“字理”（不同时期的构形理据），更为合理。

三是加强形源的理论创建工作。很多形源表达的术语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其内涵与外延。比如，李学勤主编的《字源》大量使用“初文”这一术语。但是，对“初文”都有滥用之嫌，不考虑二字的音义认同，简单认定某为某之初文。比如，“此”，会意字。从止，从人。会以足踏人之义，乃“跐”之初文（《字源》，第110页）。按：《字源》又引《文选·张衡〈西京赋〉》：“憎婵娟以此豸。”李善注释：“五臣作跐，音此。”此处引文有误差，而且是不明文意的误解。全文为“嚼清商而却转，增婵娟以此豸”。这句话是形容女性的妖姿媚态。五臣注所见为另一版本用字，并非文献本字。“此”并无践踏义，无文献依据与故训训释。《说文》释义“此”为“止”，也是为了照顾形体，从人从止的形体。文献“此”基本是代词例，踩踏义均无文献例证。当代文字学概念下的“初文”应该是一个学理概念，主要用于追溯一个字的早期形体。可以把它定义为：记录同一词的字形的早期写法。有两个标准要提及：一定是记录同一个词，这涉及对记录词的音义认同，必须有辞例上的依据；一定是早期的书写形式，而不能仅为另一个形体相关的字形。初文的研究涉及字际关系的认同与别异两个工作。

汉字形源整理与说解，要在占据更多第一手出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，在严肃的学术研究理念的指导下，在立足于汉字本身的理据性与符号性的立场上，既认识到汉字据义构形的表意性特点，准确解释汉字与记录语词音义之间的理据关系；也要认识到汉字符号性的本质，将汉字的形体变异放置在汉字构形的系统演变背景下去考察，不过分强求形体理据，而是考察形体结构演变过程。

（作者系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）